汕头电台广播人郑永笑谈34年广播人生
郑永笑谈34年广播人生
2003-09-27 周曼 等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郑永这个名字一直是代表着汕头电台的声音。这位经历了30多年广播人生的“老电台”,不久前在电台的一个节目里,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,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:“我对广播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,我热爱广播,我永远都爱广播,我永远都是一个广播人?”
周曼:三十四年前,郑老师还是十七八岁的年龄,就进入了电台。我听说过,在这之前您就是个特别爱广播的人,是吗?
郑永:是的!如果说喜欢听广播的话,可能从我两三岁就开始了。
周曼:两三岁?这么小就开始了?
郑永:记得小时候,我父亲带我到公园玩,看到树上挂着一个喇叭,就很好奇地问我父亲,“里面是谁在讲话 ?”当时那个喇叭旁边画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图像,因为是五十年代嘛。而我父亲就告诉我说,“就这两个人在讲话”。哎哟,很神奇!我就在下面听了好长一段时间,虽然一句都没听懂,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听……
周曼:后来您就一直在关注那喇叭里面的声音?
郑永:对,而且我们以前要有个收音机是特别的不可能,因为那时,收音机实际上就好像是一个……奢侈品。我们学校那时有个高音喇叭,每天放学之前这喇叭就开始收汕头电台的天气预报,我一定要等到这个天气预报播完了才走开,而且我还梦想有一天能到电台当一名播音员,那该有多好!我还设想电台的播音员都是西装革履,相貌堂堂,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不能到那里去当一名播音员,那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。但是没想到后来就真的实现了。
周曼:看起来郑老师在您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广播有缘分了。然后一直断断续续,或者说是有意无意的,都跟广播有某种关系。
郑永: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学校的歌咏队员。当时潮州广播站曾经到我们学校去录合唱,当时我们觉得很好奇,为什么一个那样的机器,能录起来马上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,虽然听起来不是很好听,但还是觉得很稀奇了!
周曼:准确地说,您是在十七岁的时候进入了电台的,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呢?
郑永:1968年,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。其实在农场我就是一个“屋顶广播员”……
周曼:屋顶广播员?
郑永:就是站在房顶上,手里拿着一个传声筒报告一些消息。我每天收录中央台的节目,把它们的要点记下来,晚上收工的时候,我就往屋顶一站,扯开嗓门就开始念了起来……
周曼:传达你所听到的那些消息。您就是这样成了一个报道员,当然是站在屋顶的报道员……
郑永:对!到了1969年的时候,当时我们电台已经开始恢复了比较正常的节目,因为文革的时候,很多节目都取消了,一律转播中央台的节目,但到了1969年就逐步恢复了,可是以前那些播音员,有的到干校去,有的调走了,有的生病了……男播音员几乎没有,所以当时电台就到潮州的几个知青点去找,找来找去,就把我找来了,试了一个星期,大家觉得还可以,就这样来了,比较简单。
两三岁时的梦想到了十七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。一九六九年郑永老师如愿来到电台,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,一切都是那么艰苦,但郑永老师凭着对广播的深爱,对事业的执著,还是摸索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周曼:郑老师,在您进入广播电台之后,您是怎样学习业务的?我知道,当时条件很差,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教科书,而且可能老师也很少。
郑永:这个真的是说来话长啊!我来电台的那个时候,是文革的后期,很多“极左”的东西还比较厉害,在那个时期你不能老是讲我这个业务要怎样怎样,你要“讲用”,就是说,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从晚上几点学到几点,而且每天很早就起来读,天天如此。要讲这些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的东西。你如果老是说“业务”什么的,那就是走“白专”道路了。
周曼:在那种情况下,练业务不是很艰难吗?
郑永:对,很难。只能自己练了。当然那些老播音员也想培养我们,但他们也不得不教你一些“阶级感情”这一类的东西,具体怎么操作,怎么表达,那就很难从理论上来做一些比较深刻的指导。我刚接触广播的时候,几乎就是一张白纸,什么都不懂,像现在讲的什么播音技巧,怎样用声,怎样呼吸,什么运气、层次、重点、停连、语气这些一概不懂,这些都是以后有书读才弄明白的。当时怎么学呢?就是用很笨的方法――把中央台的节目录下来。然后呢,就用录音机播放,先放一下中央台的,听完后,再放我自己的,把我的播音和中央台的播音进行对比。然后又同时放,一句一句地对比,看看中央台的播音员在哪个地方做了一些停顿,哪个地方吸了一口气,哪个地方的语调比较高昂,哪个地方的语气是降下来的等等。就这样,用这种很笨的办法来练,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模仿。之后,我发现普通话的播音和潮汕话的播音虽然语言不同,但是很多东西还是相通的,比如说在技巧上,在感情的运用上,在声音的运用上。都是有很多相通的东西。一直以来,我就这样自己慢慢摸索,又跟同事们在一起研究,渐渐地就比较成熟起来了。
周曼:真没想到,潮语的播音员学习潮语,结果还是从听中央台的普通话开始练的!
郑永:我们电台从五八年建台起,就是以潮汕话为主要的播音语言。在文革前,我们电台的潮汕话播音,在整个潮汕地区,甚至对整个粤东地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。记得我们当时的老台长说,“我们汕头台的潮汕话播音是世界一流的潮汕话播音”。
周曼:您认为这样的一种标榜是不是一个很实在的评价?
郑永:是很实在的评价,因为全世界就只有我们汕头这个地方有潮汕话的播音。
周曼:那也言不为过了。
郑永:不为过,一点也不为过!而且那个时候整个潮汕地区有很多地方,比如县台,镇台,公社站的,他们的播音也根本没办法跟汕头台的播音比,实际上从我,还有后来的同事们基本上是继承了老一代播音员的播音风格。
周曼:也就是说,前辈的播音员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,比如像这个很笨,很扎实的学习方法?
郑永:是的,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,不得不这样。当然我有时候也翻出一些老同志以前的录音带,那些东西都是属于封存起来的,也就是文革前一些节目的录音带,本来是作为资料的,但文革中它们被封存了起来,可我却经常翻出来偷偷的听。
周曼:那是一种多么艰苦的条件啊!我听说,郑永老师在练声的过程中也走了弯路,是吗?
郑永:对。那个时候,强调播音要带有“阶级感情”,要有“革命战斗的风格”,说起话来声音必须高八调,都是扯着嗓子喊。
周曼:不管播音员的声音条件怎么样,大家都得是同样一个高调。
郑永:我是六九年的八月底来到电台的,过了一个多月就是国庆节了,我想国庆节快到了,嗓音应该保持好,但是练习了一阵就没声了,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,吼坏了。
周曼:是不是喊得太多了,声音就哑了?那种方法应该是不对的吧?
郑永:不科学的,一点都不科学。
在三十多年里,郑永为潮汕听众播讲了无数的小说,有《红岩》,《粱山后代小八义》,《李自成》等等,深受听众的热爱,每一部评书都注入了郑永老师大量的心血。
周曼:郑永老师,这么多年来您除了正常的播音工作,还录制不少的评书、故事,大概有多少部呢?
郑永:嗯,长篇、中篇大概有十三四部,一些短篇的没去计算过。而像我们最后听到的那部《康熙大帝》,我录了十几回,就没有办法再录下去了。那个时候在筹办音乐台,工作很忙,只好把这部书交给另外一个说书人去讲。我觉得很遗憾,因为这个书如果能够继续讲下去的话,我可以把它讲好。刚才听了前面几段,唉,真的是汗颜!
周曼:为什么?
郑永:太幼稚了!
周曼:可我听起来真的觉得很好!而且讲古这个节目的收听率在我们电台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。
郑永:对,刚才前面那几段是早期录制的,可以听出来已经有些脱磁了。
周曼:当时在录这些评书的时候肯定是花了很多功夫吧?因为听起来的小说一定和我们所看的原著不一样。
郑永:肯定不一样。因为首先要把那些故事情节进行整理,理出一个大概,然后再来编辑,每段大概是二十分钟,故事取材还受播出时间的限制。然后你可以连着听,也可以一集一集地听,每一集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每一节的案头工作和录制工作的时间和精力,大概是八比二。
周曼:也就是说,整个过程都是您自己去做?
郑永:对。也试过让别人来编辑,我来讲,但总是不太适合别人编了之后我还得重编一下。因为这个东西,要自己讲起来顺口。有时别人编的东西,我在讲的时候会发现,这个东西本来不该说的是多余的,那个东西本来得展开再说得详细一些,可是没有展开,我就觉得还不够,不过瘾。说到这儿,我想我应该感谢汕头那些说书老艺人,像陈四文、王敏、胡奇等,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。有人说我比较善于运用声音造型,塑造人物的形象,比如从人物声音的明暗、厚薄,语气的轻重变化,语速的缓疾等等这些,就可以听出这个人物是谁,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,这就是声音的塑造力。
周曼:郑老师,说书的文化在潮汕,电台是不是也起到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作用?
郑永:对。应该说跟我们电台有关。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,电台广播都永远不会过时,就算电视、多媒体、互联网这些东西再发展,但广播还一定有它的立身之地,它还会再继续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