汕头电台广播人郑永笑谈３４年广播人生
郑永笑谈３４年广播人生
2003-09-27 周曼 等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郑永这个名字一直是代表着汕头电台的声音。这位经历了３０多年广播人生的“老电台”，不久前在电台的一个节目里，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，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：“我对广播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，我热爱广播，我永远都爱广播，我永远都是一个广播人?”
周曼：三十四年前，郑老师还是十七八岁的年龄，就进入了电台。我听说过，在这之前您就是个特别爱广播的人，是吗？
郑永：是的！如果说喜欢听广播的话，可能从我两三岁就开始了。
周曼：两三岁？这么小就开始了？
郑永：记得小时候，我父亲带我到公园玩，看到树上挂着一个喇叭，就很好奇地问我父亲，“里面是谁在讲话 ？”当时那个喇叭旁边画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图像，因为是五十年代嘛。而我父亲就告诉我说，“就这两个人在讲话”。哎哟，很神奇！我就在下面听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虽然一句都没听懂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听……
周曼：后来您就一直在关注那喇叭里面的声音？
郑永：对，而且我们以前要有个收音机是特别的不可能，因为那时，收音机实际上就好像是一个……奢侈品。我们学校那时有个高音喇叭，每天放学之前这喇叭就开始收汕头电台的天气预报，我一定要等到这个天气预报播完了才走开，而且我还梦想有一天能到电台当一名播音员，那该有多好！我还设想电台的播音员都是西装革履，相貌堂堂，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不能到那里去当一名播音员，那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。但是没想到后来就真的实现了。
周曼：看起来郑老师在您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广播有缘分了。然后一直断断续续，或者说是有意无意的，都跟广播有某种关系。
郑永：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学校的歌咏队员。当时潮州广播站曾经到我们学校去录合唱，当时我们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一个那样的机器，能录起来马上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，虽然听起来不是很好听，但还是觉得很稀奇了！
周曼：准确地说，您是在十七岁的时候进入了电台的，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呢？
郑永：１９６８年，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。其实在农场我就是一个“屋顶广播员”……
周曼：屋顶广播员？
郑永：就是站在房顶上，手里拿着一个传声筒报告一些消息。我每天收录中央台的节目，把它们的要点记下来，晚上收工的时候，我就往屋顶一站，扯开嗓门就开始念了起来……
周曼：传达你所听到的那些消息。您就是这样成了一个报道员，当然是站在屋顶的报道员……
郑永：对！到了１９６９年的时候，当时我们电台已经开始恢复了比较正常的节目，因为文革的时候，很多节目都取消了，一律转播中央台的节目，但到了１９６９年就逐步恢复了，可是以前那些播音员，有的到干校去，有的调走了，有的生病了……男播音员几乎没有，所以当时电台就到潮州的几个知青点去找，找来找去，就把我找来了，试了一个星期，大家觉得还可以，就这样来了，比较简单。
两三岁时的梦想到了十七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。一九六九年郑永老师如愿来到电台，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，一切都是那么艰苦，但郑永老师凭着对广播的深爱，对事业的执著，还是摸索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周曼：郑老师，在您进入广播电台之后，您是怎样学习业务的？我知道，当时条件很差，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教科书，而且可能老师也很少。
郑永：这个真的是说来话长啊！我来电台的那个时候，是文革的后期，很多“极左”的东西还比较厉害，在那个时期你不能老是讲我这个业务要怎样怎样，你要“讲用”，就是说，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从晚上几点学到几点，而且每天很早就起来读，天天如此。要讲这些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的东西。你如果老是说“业务”什么的，那就是走“白专”道路了。
周曼：在那种情况下，练业务不是很艰难吗？
郑永：对，很难。只能自己练了。当然那些老播音员也想培养我们，但他们也不得不教你一些“阶级感情”这一类的东西，具体怎么操作，怎么表达，那就很难从理论上来做一些比较深刻的指导。我刚接触广播的时候，几乎就是一张白纸，什么都不懂，像现在讲的什么播音技巧，怎样用声，怎样呼吸，什么运气、层次、重点、停连、语气这些一概不懂，这些都是以后有书读才弄明白的。当时怎么学呢？就是用很笨的方法――把中央台的节目录下来。然后呢，就用录音机播放，先放一下中央台的，听完后，再放我自己的，把我的播音和中央台的播音进行对比。然后又同时放，一句一句地对比，看看中央台的播音员在哪个地方做了一些停顿，哪个地方吸了一口气，哪个地方的语调比较高昂，哪个地方的语气是降下来的等等。就这样，用这种很笨的办法来练，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模仿。之后，我发现普通话的播音和潮汕话的播音虽然语言不同，但是很多东西还是相通的，比如说在技巧上，在感情的运用上，在声音的运用上。都是有很多相通的东西。一直以来，我就这样自己慢慢摸索，又跟同事们在一起研究，渐渐地就比较成熟起来了。
周曼：真没想到，潮语的播音员学习潮语，结果还是从听中央台的普通话开始练的！
郑永：我们电台从五八年建台起，就是以潮汕话为主要的播音语言。在文革前，我们电台的潮汕话播音，在整个潮汕地区，甚至对整个粤东地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。记得我们当时的老台长说，“我们汕头台的潮汕话播音是世界一流的潮汕话播音”。
周曼：您认为这样的一种标榜是不是一个很实在的评价？
郑永：是很实在的评价，因为全世界就只有我们汕头这个地方有潮汕话的播音。
周曼：那也言不为过了。
郑永：不为过，一点也不为过！而且那个时候整个潮汕地区有很多地方，比如县台，镇台，公社站的，他们的播音也根本没办法跟汕头台的播音比，实际上从我，还有后来的同事们基本上是继承了老一代播音员的播音风格。
周曼：也就是说，前辈的播音员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，比如像这个很笨，很扎实的学习方法？
郑永：是的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，不得不这样。当然我有时候也翻出一些老同志以前的录音带，那些东西都是属于封存起来的，也就是文革前一些节目的录音带，本来是作为资料的，但文革中它们被封存了起来，可我却经常翻出来偷偷的听。
周曼：那是一种多么艰苦的条件啊！我听说，郑永老师在练声的过程中也走了弯路，是吗？
郑永：对。那个时候，强调播音要带有“阶级感情”，要有“革命战斗的风格”，说起话来声音必须高八调，都是扯着嗓子喊。
周曼：不管播音员的声音条件怎么样，大家都得是同样一个高调。
郑永：我是六九年的八月底来到电台的，过了一个多月就是国庆节了，我想国庆节快到了，嗓音应该保持好，但是练习了一阵就没声了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，吼坏了。
周曼：是不是喊得太多了，声音就哑了？那种方法应该是不对的吧？
郑永：不科学的，一点都不科学。
在三十多年里，郑永为潮汕听众播讲了无数的小说，有《红岩》，《粱山后代小八义》，《李自成》等等，深受听众的热爱，每一部评书都注入了郑永老师大量的心血。
周曼：郑永老师，这么多年来您除了正常的播音工作，还录制不少的评书、故事，大概有多少部呢？
郑永：嗯，长篇、中篇大概有十三四部，一些短篇的没去计算过。而像我们最后听到的那部《康熙大帝》，我录了十几回，就没有办法再录下去了。那个时候在筹办音乐台，工作很忙，只好把这部书交给另外一个说书人去讲。我觉得很遗憾，因为这个书如果能够继续讲下去的话，我可以把它讲好。刚才听了前面几段，唉，真的是汗颜！
周曼：为什么？
郑永：太幼稚了！
周曼：可我听起来真的觉得很好！而且讲古这个节目的收听率在我们电台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。
郑永：对，刚才前面那几段是早期录制的，可以听出来已经有些脱磁了。
周曼：当时在录这些评书的时候肯定是花了很多功夫吧？因为听起来的小说一定和我们所看的原著不一样。
郑永：肯定不一样。因为首先要把那些故事情节进行整理，理出一个大概，然后再来编辑，每段大概是二十分钟，故事取材还受播出时间的限制。然后你可以连着听，也可以一集一集地听，每一集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每一节的案头工作和录制工作的时间和精力，大概是八比二。
周曼：也就是说，整个过程都是您自己去做？
郑永：对。也试过让别人来编辑，我来讲，但总是不太适合别人编了之后我还得重编一下。因为这个东西，要自己讲起来顺口。有时别人编的东西，我在讲的时候会发现，这个东西本来不该说的是多余的，那个东西本来得展开再说得详细一些，可是没有展开，我就觉得还不够，不过瘾。说到这儿，我想我应该感谢汕头那些说书老艺人，像陈四文、王敏、胡奇等，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。有人说我比较善于运用声音造型，塑造人物的形象，比如从人物声音的明暗、厚薄，语气的轻重变化，语速的缓疾等等这些，就可以听出这个人物是谁，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，这就是声音的塑造力。
周曼：郑老师，说书的文化在潮汕，电台是不是也起到了一个传承和发扬的作用？
郑永：对。应该说跟我们电台有关。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，电台广播都永远不会过时，就算电视、多媒体、互联网这些东西再发展，但广播还一定有它的立身之地，它还会再继续发展。
